“公车上书”答客问

自从7月23日《光明日报·书评周刊》登出《真有一次“公车上书”吗》一文后，好几位同志来函、来电相询，未能一一作复，特写此文，以答客问。

来函、来电所提问题，主要是：甲午战后有没有“公车上书”？康有为有没有发动“公车上书”？当时报刊、函札有没有记载？它是不是“一次大欺骗”？这里，准备就此提供一些资料，提出一些看法。

1895年4月17日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），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“马关条约”，在此前后，上书反对和议的，除外省督抚及大臣外，还有“公车上书”。

“公车”，源自《周礼·春官·巾车》，郑玄注：“公，犹官也”。“公车”，即官车，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之人，后来就以“公车”为入京应试者的代称，“公车上书”，就是举人上书。

甲午战后的“公车上书”有两类：一是赴京应试举人经都察院的少数人上书，一是康有为“发动”的“公车上书”。前者如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代呈原折15件中就有“公车”；四月初九日，又代递山西举人常曜宇、河南举人步翔藻、王崇武、张之锐，四川举人林朝圻、罗智杰等人领衔的条陈；四月十一日、十五日，代递直隶举人纪填浩、河南举人赵若焱、江西举人罗济美、陕西举人张彪等人领衔条陈①，说明甲午战后是有应试举人通过都察院上书的。因怀疑康有为“发动”“公车上书”，而说甲午战后没有“公车上书”，似欠斟酌。

至于康有为是否“发动”公车上书？因记载主要来自康有为及其门人，其中记载又有差异，从而提出问题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但当时书信、报刊、文稿也不是没有记载。举例来说，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中就多次提到，汪大燮《至汪康年书》：“两旬以来，事局变幻百出，议论纷纭，令人迷惑”。“和约想已寓目，令天下之人力争之而不可挽。合肥所以不复命，半恐破一枪之伪，半恐下第公车在京未散，难免吃眼前亏”。合肥，李鸿章，在日本议约时曾被枪击。此信未署月日，函谓“和约想已寓目”，自应写于“马关条约”签订不久，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。后来又函汪康年：“来函谓某有恶名，不宜与出力。然前年公车上书（内阁上书），鼓动数省之人，如此之人，岂得以恶名二字槟之”。此信写于光绪二十三年，即1897年，“恶名”，指康有为，这时，汪康年对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中引用师说已示不满，对康、梁的变法言论已予抑制②，故称其有“恶名”，而汪大燮对康：“前年公车上书”，则加称誉。

姚文倬《致汪康年书》：“《公车上书》，此间由广帮人寄来一本，其第二条西巡之说，即本之洋将戈登，曾于十余年前见诸《申报》，其余各条，知时务者类能言之。惟末云振兴吾教，最得自强之本，益未有无教而能强者，吾党皆当知之”。此信后面提到《强学会章程》，则应写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《强学报》第一号刊登《章程》后不久。

欧阳煊《致汪康年书》：“曩者中日战和，适乙未会试直省，公车群起松筠庵之谏草堂，议再上书，事虽未成，天下韪之。“此信末署“十一月初二日”，当写于光绪二十二年。

这些函札，写于“公车上书”当年或稍后，手札藏上海图书馆，当然是有根据的。

当时报刊，对“公车上书”也有反映。天津《直报》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《同深义愤》载：“三月二十八日，都察院署前栏舆联名递呈者有三十余名之多，皆系京官。三十日又有递呈者六十余名，闻系各省在京就职及孝廉诸公。”同具公呈，恳请代奏，诸公情愿捐饷自行攻剿，至议和各节，断不可从，大略相同”。“孝廉”，即举人。又曰：“闻此次递呈诸公，共计十一行省，全集联名举动，尚有四川等七省京官，现亦会议，谅不日亦不约而同，共申义愤矣”。四月初十日《铃榜曲制》载：“乙未科会试取中各节，前经礼部具奏，奉旨各省取中名数计二七六名，已见邸抄……于四月初十日送交礼部……即于十一日黎明在署前榜棚揭晓。四月十一日《各抒义愤》：“日前都察院署前有闽省孝廉为首会同京官商民等约百余人，栏舆递呈各情，已列前报。兹闻所呈乃因中日两国和局，台湾一省永让与日廷管理……旋据浙江、广东、湖北、奉天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南、广西、四川、江西等十一省孝廉亦会同京官商民等联名呈诉和局各节俱不可见，恳请代陈。又据陕、甘、云、贵、江苏、安徽、直隶七省孝廉亦会同联名，呈请代奏。已据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各省孝廉、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，未经发抄，是以初六、初八两日都察院署内各省孝廉约有千余名之多，皆不卜囗头之兆，纷纷议论，颇有堂之势，虽经京畿道侍御弹压，乃诸孝廉义愤填膺”。

上海报刊对“公车上书”也有反映，协助美国传教士林乐知“共献良谟，互抒党论”③编译《万国公报》和《中东战纪本末》的察尔康还写了《公车上书驳议》。

记录“公车上书”的专书，则有《公车上书记》，光绪乙未上海石印书局代印，袁祖志的“序”写于“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天中节”，“天中节”，即端午节，那它在“公车上书”一月就已编就待印了；我曾看到两种版本，可知销行之广。梁启超题署的《南海先生四上书记》，上海时务报馆代印，虽刊行较晚，但龙泽厚、徐勤的“序”都写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八月，他们是在“公车上书”那年编集，并以之为“第二书”的。

根据上述，甲午战后是有过“公车上书”的；当时的函札、报刊、书籍也是有记录的。

对“公车上书”存有疑议，主要因为记载“公车上书”的是康有为及其门人，《公车上书记》的编印，也与康门有关④。康有为所记，前后又有不同，如“公车上书”的人数，《汗漫舫诗集》“东事战败，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余人上书”，说是“三千余人”⑤而《康有为自编年谱》则作“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，与名者千二百余人”。他的学生梁启超、徐勤都作“十八省千三百人”⑥。而《公车上书记》中名单，却连同领衔的康有为只有六百零三人⑦，统计有误是可能的，但从“三千余人”到“一千三百”，到“六百零三”，那就相距过多了。那么，是否由此说它是“一次成功的大欺骗”呢？不能。

康有为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下，努力“学习西方”，中法战后，即趁入京应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，提出“变成法”、“通下情”、“慎左右”三点建议。然而，大臣阻格，格不上达，“虎豹狰狞守九关，帝阍沉沉叫不得⑧，且遭朝士大攻，视为“病狂”。他在1889年离京后，设万木草堂讲学，培养骨干，著书立说，酝酿改革。甲午战后，联络赴京应试公车，继续上书，对这样一位“先进的中国人”说是“大欺骗”，是有失公允的。

再则，康有为的“第二书”（即“公车上书”），虽未上达，但他在一个多月后呈递的《上清帝第三书》，很多地方照录“公车上书”。《第三书》进呈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自属可信。它上于五月初六日（5月29日），都察院则于十一日（6月7日）代递。这次上书，终于递上，光绪皇帝且命抄录副本三份，一份送慈禧，一份留在乾清宫，一份抄录各省督抚、将军议事，不能说“公车上书”不具影响。

《公车上书记》是目前留存“公车上书”名录的仅有载籍，它叙述的上书经历也很有参考价值。康有为在1888年到1895年共上书四次，单是1895年就上书三次，这年，《南海先生四上书记》编成，徐勤在“乙未八月”所写《杂记》也谈到“先生于是年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”；麦孟华特地写了《后序》。麦孟华、梁启超在京师，与康有为“相与规划救国方略”⑨，同居一室，“并助南海先生奔走”，缮写抄稿，他们是参与此事的。尽管他们是康有为的门人，但都是举人，《公车上书记》中也有其名。同时，《公车上书记》印行多次，销行很广，也没有听说当时有人说他是“大欺骗”，而对之赞扬的却大有人在，即使是对康、梁学说不满的，也说它“纲目毕具”⑩。

当然，康、梁以至《公车上书记》的记录，也有可议之处，如他们上书和帝党的关系，“公车上书”的集会、名录问题，但不能由此加以全盘否定。

我认为，对过去史事，提出疑问，进行考辨，是可取的；如能慎思、明辨，那就更好了。

注：①以上见中国史学会编《中日战争》第4册第58、68、88页。

②见拙撰《论〈时务报〉的汪、梁之争》，见《康有为与戊戌变法》，中华书局版。

③林乐知、蔡尔康：《广学会纪》第二、三。

④梁启超：《致康有为书》：“自强学会败后，《公车上书记》已不能销，恐此后亦不能销云云”，见叶德辉：《觉迷要录》卷四。此信是政变后在康有为家抄出，自在戊戌以前”。

⑤见拙编《康有为政论集》第138页，中华书局版。

⑥梁启超：《戊戌政变记》115页，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本；徐勤：《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》，见《南海先生四上书记》。

⑦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《公车上书记·序》。

⑧康有为：《己亥上书不达出都》，光绪十五年，见《康有为政论集》第75页。

⑨张伯桢：《忆麦孺博先生》。